党史|毛泽东读史:学习历史、创造历史的典范

发布日期:2024-01-17 10:07 来源:北京日报 阅读: 字体【  

毛泽东酷爱读书,一生与书为伴。他曾说,“饭可以一日不吃,觉可以一日不睡、书不可以一日不读”。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,史书无疑是毛泽东读得最多的。那么,毛泽东为什么要读史、又是怎样读史的呢?

为什么读史:更好地认识现实,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寻找经验智慧

毛泽东读史并不是为了“发思古之幽情”,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,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寻找经验智慧。

1939年5月20日,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对什么叫“古”,共产党人为什么要“通古今”有个通俗而深刻的说明:“古人讲过:‘人不通古今,马牛而襟裾’,就是说:人不知道古今,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。什么叫‘古’?‘古’就是历史,过去的都叫‘古’,自盘古开天地,一直到如今,这个中间过程就叫‘古’。‘今’就是现在。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,还须通过去。延安的人要通古今,全国的人要通古今,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,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,要知道更多的古今。”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多读几遍贾谊的《治安策》,以此启发广大干部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,以求新中国长治久安,跳出“兴勃亡忽”的历史周期率。

需要强调的是,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命题,就是毛泽东在讲如何学习我们民族历史时提出的。他指出,“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,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,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。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,有它的特点,有它的许多珍贵品。对于这些,我们还是小学生。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;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,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我们应当给以总结,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”。

怎样读史: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,辩证地分析历史,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

毛泽东读史主张“古为今用”“洋为中用”,但不是毫无批判地照搬照抄历史经验,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,辩证地分析历史,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。

毛泽东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,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。比如关于诸葛亮,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他具有“言忠信,行笃敬,开诚心,布公道,集众思,广众益”等优点,对孟获“七擒七纵”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,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盲目自大,没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,识人不清、用人不当,《隆中对》提出的分兵策略导致兵力单薄,等等。在阅读司马迁的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时,他用红、黑两种颜色笔迹作过不少圈画、批注,既充分肯定了陈胜、吴广的优点及其起义的历史作用,又点出了他们失败的两大教训,即“功成忘本”和“用人不善”。

毛泽东不仅注重研究中国历史,而且非常重视从外国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。1956年8月24日,毛泽东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,“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,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”,“中国的和外国的,两边都要学好。半瓶醋是不行的,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”。

怎样以史为鉴:对历史最好的继承,就是创造新的历史

毛泽东尤其重视从农民革命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。1944年,郭沫若发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一文,认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骄傲轻敌、生活腐化、失去民心。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,指出: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,都是吃了亏的……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,几次错误,都要引为鉴戒。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,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,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。”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,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著名的“两个务必”——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”。1949年3月23日,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,他坚定地说,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。

“三大战役”胜利后,蒋介石又玩起“和平”把戏,妄图“划江而治”。1949年4月21日,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当日发起渡江战役,4月23日解放南京。得知南京解放消息的当天,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,其中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一句,就是借用项羽兵败乌江的历史典故,号召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,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美苏霸权的包夹之下,毛泽东借鉴朱元璋“广积粮、高筑墙、缓称王”的历史典故,提出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策略方针,积极进行国家建设,并赢得亚、非、拉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。

知古鉴今、资政育人是中华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显著标志,毛泽东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,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了发扬光大,创造了毛泽东思想,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。“对历史最好的继承,就是创造新的历史”。如何学习历史、研究历史进而创造新的历史,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。

(作者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)